就在孟遥兴致勃勃地准备彻底放松心情，好好地在榆林这块能让人忍不住热血沸腾的新垦地上住下来，四处去看一看军营，海港，甚至按后世标准建设的家属住宅小区，以及正在规划和建设中的红星大学校园、海军学员培训中心。当然，这里面最想看到的，还是已经秘密施工、到现在已是第三期工程了的潜艇秘密海底通道。
呵呵，不知是为了专门迎接他的到来而刻意安排的，还是本身工程进度就是如此。在他住下的当天晚上，南海舰队第四艘潜艇下线了。
就在这时，一份电报打碎了他刚刚享受不到两天的宁静生活。
南京发生了自民国政府建都以来最严重的两个大事件：
其一、在刚刚召开的国民党1935年“五全大会”上，在确认击败了红军并已使之成为一般流寇之后，老蒋自以为他的“攘外必先安内”的大政方针成功实现了一半，便彻底放开手脚开始了他在政治的大动作，全面击溃他的所有政治宿敌，并罕见地以军事委员会委员长的身份，又自任行政院长一职，还滑稽地自己为自己颁发了一枚最高青天白日勋章。
在全面掌控了他的政权后，老蒋便扯掉了他身上的最后一块遮羞布，在党内亲自挑选和重组了他的亲日内阁，历史上有名的“蒋系三大金刚”张群、何应钦、陈诚，悉数粉墨登场。
尤其是张群和何应钦，将在此后抗战前的一年多时间中，一个在北京，一个在南京，遥相呼应，极尽了亲日媚日之能事，镇压和平息了成都、北海、武汉以及青岛等全国各地的反日、抗日事件。二人在政治和外交上的一味退让和讨好，从而大涨了在华日军更加嚣张的气焰，从一个侧面助长和加快了日军全面侵略战争的步伐。
可以说，这是历史上老蒋对日本最大胆、也最赤裸裸的一次公开调情和媾合。
而对突击营来说，重要的不是这个历史进程，而是老蒋为了配合他在政治上的大动作，更为了向日本天皇表忠心，竟然未予突击营任何政治文件和通告，即已高调地公开任命张群为上海特别市长，并即刻接管上海所有政务和防务。
买糕的，莫非他忘了孟遥即使现在正在度假中，他也仍然兼任着上海市代市长一职，无论是名义上还是事实上的，他怎么绕得开孟遥这个问题呢？
在日军步步紧逼的严峻形势中，情急之下的老蒋，其哈巴狗的嘴脸暴露无遗。
奶奶的，除了日本人和其他洋人之外，他是不是以为整个中国已无人是他的对手了呢？
其二、在“五全大会”落幕的当天下午，国民政府大礼堂外的四条大街上，突然出现了很多个像中国老百姓那样打着巨大横幅，振臂高呼着口号的游行队伍。
维持治安的警察，以及负责会议安全的总教导队和第一集团军所有的大小军警们，当场就被吓懵了。
不是他们手里的枪和棍棒不够硬，而是这些游行队伍里的每一张面孔，都是他们从心里畏惧的红头发、蓝眼睛的白皮肤大人。而且更让他们发抖的是，这些洋大人除了平时看得见的男人们，更多的还有平时很难见到的像瓷娃娃一样的洋人美妇和小孩们。
这还罢了，再看看横幅上打出的大字，听听他们嘴里喊着的口号，就连闻讯紧急赶到现场的桂永清、戴笠以及蒋百里等重要高官，也都吓得赶紧将脖子缩了回去。
“还我同胞，严惩凶手，保障自由。”
“我要我的丈夫和兄弟，我要我的爸爸和叔叔。”
“打倒突击营，重建新秩序。”
看着看着，蒋百里突然再也憋不住了，噗嗤一声就笑了出来：“真好玩，我说怎么看上去这么眼熟哩，原来今天对象和角色完全给颠倒了过来的缘故。”
戴笠也罕见地裂开嘴巴，一改他往日不苟言笑的表情，险些就被蒋百里带着也笑了出来。
原来，自从他亲自率队去香港准备将王亚樵抓回来这件无功而返的臭事发生后，原本就有些国粹思想的他，现在不由得更是对这些洋人们恨透了。若不是香港的英国总督洪亮从中作梗，香港警务处长亨利勃朗的肆意捉弄，他堂堂的一个大国秘密机构的掌门人，怎么可能在香港那个弹丸之地沦落为阶下囚？
耻辱啊，耻辱。
坐了三天班房不说，还受尽了英国佬所谓绅士般的捉弄和调戏，真是叔叔可忍婶婶也不可忍。
不过吃一堑长一智，发现自己刚要笑出声，这家伙立刻就警觉地赶紧捂上了嘴巴，两样滴溜溜地便向旁人望去。果然，桂永清正怒目而视着蒋百里，就差动手上去捂嘴了。
“蒋主任，如果你觉得此事很好笑的话，就请你出面去处理好吗？”
蒋百里一听，急忙把脑袋摇得比拨浪鼓还快地道：“开什么玩笑，你桂永清安的什么心，这事除了总裁出面，谁上都白搭。”
呵呵，他倒是比谁都看得清楚，洋人可怕，难缠，突击营和孟遥，也许更可怕，更难缠。
这还不算，几乎是与此同时，国民政府商务部办公大楼内，也被一个个打着各种著名商号的代表围了一个水泄不通。这些人虽然不吵不闹，但却更吓人。因为他们手里拿着的，不是一个个大型项目合同书，就是这样或那样的援助计划书，要么就是各式各样的合资、合营外方代表证，都一个个地被扔到了桌子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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