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德尔主席，东印度公司与当地一个被称为汉洲的势力进行战争，我在去年也略有所闻。说实话，我对巴达维亚方面表现的果决措施，表示由衷的钦佩和认同。”路德维德认真地说道：“一个正在强势崛起的地方势力，一定会威胁到东印度公司在当地的商业利益，必须要进行一番打压和削弱。”
“但是，后来，我陆续了解到，那个汉洲势力，似乎已经具有了独立建造大船的能力，而且他们的陆战也非常强悍，同时，他们还能一定程度上保持自给自足。东印度公司也为此吃了一些亏，损失了不少物资和人员。而我恰巧对那个汉洲地方势力有些了解和认识，他们的实力发展到如此地步，还是令我非常吃惊。”
“如此一来，那个汉洲肯定就不是靠着强力打压就能驯服，或者消灭的。即使，东印度公司要坚决对他进行封锁和敌对，那也会付出更为沉重的代价。那么，我们为什么不能换一种方式呢。排除武力，用我们尼德兰商人惯用的商业手段，去控制它，引导它，最后约束它。”
“就如同我们用经济手段控制瑞典和德意志诸邦国一般。要知道，论陆战能力，瑞典堪比法兰西和西班牙，甚至还能一度压制神圣罗马的军队，但他们的国内各种资源和商业渠道，不是都被我们联省商人所控制和垄断吗？而这，是完全可以影响他们所作出的任何政治决定。”
“海德尔主席，你认为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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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我们擅长的商业和经济手段，去控制和影响一个国家地区的政治方向，不就是我们尼德兰人最为有效的对外手段吗？我们东印度公司为何不采取这种模式，去解决我们在远东地区的各种纷争？”荷兰东印度公司董事会主席根里赫·海德尔看着在坐的各位董事成员，微笑地说道：“在欧洲，我们联省共和国拥有数量巨大的海上运输能力，瑞典的铁矿和木材、丹麦的鱼类、波兰的粮食、德意志的酒类、法兰西的手工制品、西班牙和阿拉伯的水果、俄国的毛皮、东印度群岛的香料、印度的棉纺织品、东方明国的丝绸和瓷器等等，这些货物的价格价格都是在阿姆斯特丹完成，并且由我们联省商船转运，经我们联省商人转手销售。甚至给欧洲各君主国政府的借款也是由在这里分配。”
“在整个欧洲，乃至整个世界，我们拥有无与伦比的商业渠道和垄断优势，那么我们是不是可以将在欧洲的成功商业模式复制到远东地区。诸位，战争，是一个非常消耗资源和人力的暴力行为，除了破坏和毁灭，我想象不到还有什么比这更加可怕的行为。但是，通过商业手段，我们却可以轻易做到战争等暴力行为做不到的事务。所以，远东地区的激进争霸政策必须得到纠正，太多介入地方势力的纷争，也必须予以停止。”
“若是要改变远东的殖民政策，那么现任巴达维亚总督恐怕就不能继续留任，我们需要另行选派一位能切实提升公司商业利益的新总督。”一个董事会成员非常认同根里赫·海德尔主席的建议，随即提出更换巴达维亚总督的提案。
经过一番讨论，董事会议很快确定了替换巴达维亚总督安东尼·范·戴曼的人选，由东印度公司鹿特丹市高级庶务官科内利斯·范·德林前往东印度群岛，就任总督。他将在三月下旬随同一支规模庞大的船队前往远东，并在接替戴曼总督后，着手结束一些影响东印度公司重大商业利益的纷争，专注于公司经营，提升公司利润，重振本土和欧洲广大投资者对公司的信心。
阿姆斯特丹城外，一栋稍显破败的庄园里，康尼特·路德维德议员静静地坐在一张软椅上，望着外面田野里生机盎然的花草和树木，陷入深深的思索当中。
两年多前，路德维德从遥远的巴达维亚返回欧洲荷兰本土，在家族和东印度公司的运作和推荐下，他如愿以偿地进入阿姆斯特丹市议会，步入政界。在去年更是进入了联省议会，成为这个最为富庶，也是最为强大的共和国议政议员，参与和讨论共和国的所有内外大事。
按理说，他应该为此踌躇满志，或者志得意满，继续在政界深耕，或许能成为这个强大共和国主要决策者之一，也是未来可期的事情。
但是，路德维德心里总有一股深深的遗憾。原本进入东印度公司，又远涉重洋前往东印度群岛任职，除了历练政治和经济方面的事务经验，还有就是为了搜刮和积累巨额的资金，为以后的政治前途能走的更远，免除经济方面的后顾之忧。
然而，1637年郁金香泡沫的破裂，让他所有的投资（投机）损失惨重。当他返回荷兰本土的时候，面对十数万盾的多头合约支付，让他差点陷入财政破产。他从远东地区积累的数十万盾财富，旬日间灰飞烟灭。为了保持自己体面的生活，他不得不忍痛抛售了大量从远东地区携带回来的珍贵瓷器、玉器和珠宝。
昔日豪奢富贵的庄园被变卖，成群的仆从佣人被辞退，家族经常举办的舞会和沙龙也相继停办，曾经最为顶尖的贵族生活，一下子沦落到国内普通阶层领域，这都使得路德维德感到巨大的落差，心里也是万分痛苦。若是他了解并读过中国宋代司马光《训俭示康》的文章，就会非常认同其中那句话，“由俭入奢易，由奢入俭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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