会战开始后,以军首先在德拉方向上发动猛攻,并且在戈兰高地与贝卡谷地方向上都发动了进攻,以求牵制叙军的战略预备队,让叙军在两条不太重要的战线上消耗掉预备队,从而无法支援德拉。
事实上,当时叙军的战略预备队就两个师,而且是两个刚成立的预备步兵师。
正是如此,战后很多人都认为,如果巴拉姆没有分兵作战,而是把主力集中在德拉,以军很有可能取得决定性突破,比如在攻占德拉之后,依然有足够的兵力向北挺进,或者及时攻占安曼。
显然,这个说法根本站不住脚。
戈兰高地方向上,以军的兵力本来就不占优势,而且这是叙军的主攻方向,哪怕只抽调一个旅,后果也难以设想。至于贝卡谷地方向上,就算有充裕部队,也很难及时到达,而且当时在贝卡谷地方向上,以军存在取得重大突破的可能性,其战略价值将比在德拉方向上取得突破更加突出。
说白了,巴拉姆的战略部署本来就是两线突破。
按照他的设想,在德拉方向上取得突破之后,叙军将把主力放在大马士革南面,如果此时能在贝卡谷地方向上取得突破,就能实现对叙利亚的战略大包围,在下一次会战中全歼叙军主力。
当然,前提是首先在德拉方向上取得突破。
根据战后公布的一些资料,巴拉姆在“德拉会战”之前就制订了类似的计划,打算在德拉方向取得突破之后,快速向贝卡谷地增派四到六个旅,而以军将在此期间围歼面向戈兰高地的叙军,把另外十多个旅解脱出来。等到以军整备停当,能够在以大马士革为中心的战略包围圈上投入五十个旅。
毫无疑问,只要达到这个目的,别说攻占大马士革,让叙利亚亡国都不是问题。
只是,宏伟的战略计划,必须以实力为基础。
会战初期,以军在德拉方向上的突击打得很顺利,战线稳步推进,但是没能大规模歼灭叙军主力部队。
根据以军的战报,当时好几次突破都被突然出现的中国军队击溃,而叙军在中国军队的掩护下,正一步一步的退往德拉。
也就是说,以军没能形成突破,而是在平行推进战线。
毫无疑问,这是一件非常恐怖的事情,因为这意味着,在推进的时候,以军的侧翼将毫无遮挡的暴露在中国军队面前。
当时,巴拉姆已经意识到了这个问题,所以在右翼部署了六个旅的反击部队。
到了十九日夜间,蒋博文发起反击,在左翼、也就是以军右翼方向上一口气投入了十支突击集群。
从某种意义上讲,蒋博文有点操之过急了。
要知道,这个时候,正面推进的以军离德拉还有二十公里,叙军的正面防线依然十分牢固。
战后,很多人都认为,如果蒋博文在二十日上午、也就是以军推进到德拉城外的时候发动反击,就很有可能一举突破以军的右翼防线,然后包抄以军大后方,一举包围三十二个以军旅。根据这个判断,这些人认为,蒋博文依然欠缺实战经验,如果换成戚凯威,肯定不会过早发起反击。
事实上,即便换成戚凯威,也会在十九日夜间发动反击。
原因只有一个,正面防线上的叙军已经动摇了,而且撤退速度正在加快,随时有可能演变成溃退。
真要如此,第十三集团军在东面的反击将失去意义。
要知道,仅仅几个小时之后,即二十日凌晨三点,以军就打到了德拉城外,并且在天亮的时候完成了战术穿插。
当然,这也与蒋博文在二十日凌晨,从正面方向上抽调四支突击集群有关。
不管怎么说,当时蒋博文肯定认为,叙军即将崩溃,再不发起反击的话,丢掉的将不仅仅是德拉。
结果就是,中以的精锐部队在苏韦达省西南地区遭遇了。
虽然蒋博文投入的反击兵力只有两万多,而以军六个旅有三万多人,但是在极适合装甲部队机动作战的戈壁沙漠上,突击集群的战斗力能够发挥到极限,而以军六个旅中,只有两个装甲旅。
在这场沙漠装甲战中,突击集群的机动作战能力与基本战术得到了充分验证。
相对而言,编制较为庞大的以军过于笨重,很难在高强度机动作战中掌握主动权,也就很难占据优势。
结果就是,巴拉姆不得不提前动用预备队。
到了二十日凌晨,发现以军已经增派了四个旅的预备队之后,蒋博文认为时机成熟,迅速在更东面的地方投入四支突击集群,对以军进行战役包抄,即从以军右翼以东大约二十公里处向南穿插。
如果这次穿插打成功了,那么以军在右翼的十四个旅将全军覆没。
可惜的是,这次穿插没有打成,或者说没有获得完全成功。
当时,巴拉姆已经意识到,中国军队的突击穿插能力远超过他的预料,所以在向右翼增派四个旅的时候,还向东面派遣了一个步兵旅。也就是说,巴拉姆非常担心中国军队进行战役包抄。
此举,不但拯救了以军右翼,还拯救了以色列国防军。
根据战后用计算机进行的模拟演习,如果当时巴拉姆没有向最东面派一个步兵旅,蒋博文的四支突击集群将毫无阻挡的到达以军右翼侧后方,而且肯定不会停下来,而会在进入约旦境内之后,继续向西穿插,攻占贾比尔站,切断以军的总退路。要知道,四个突击集群肯定能够守住贾比尔站,围歼已经进入叙利亚境内的二十多个以军旅。打成这样,以色列国防军离完蛋也就不远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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