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到总参谋部之后，牧浩洋除了要跟戚凯威扯皮，还要处理更重要的事情。
十二月二日，就任战争部长的第三天，牧浩洋在临时安排的会议地点，接待了来自全国的数百名企业家与企业管理者，然后在会议上打出了他担任战争部长的第一张牌：战争期间各大企业必须以保证产量为主，不得以拖欠款项等任何名义影响工业产能，并且遵守政府产业规划的统一安排。
为了增强“说服力”，牧浩洋还暗示这些工业巨子：谁不听话，谁就出局。
虽然在会议上，企业家提出了一些问题，比如政府采购款项不到位，企业将无法及时支付工人工资，无法采购工业原材料与工业设备，也就无法按时完成政府订单，但是在最基本的问题上，这些中国民营资本的佼佼者都给出了让牧浩洋满意的答复，即只要企业还在正常运转，就会全力以赴的配合国家的战争政策，不遗余力的支持军队的作战行动，尽到公民的基本义务。
当然，其中存在的问题必须得到解决。
第二天，牧浩洋就去见了黄瀚林，然后去找了杜小蕾。
在工业动员上，黄瀚林已经做出指示，在必要的时候可以进行政府管制，即不再以市场经济模式来运作，由政府配给与调控为住。只是杜小蕾觉得暂时没有这个必要，因为还有很多手段没有用上。
最主要的手段，就是政府提供担保贷款。
按照杜小蕾的说法，在政府的信用额度用完之后，还可以增加货币发行量，最后才轮到政府管制。
当然，对这些问题，牧浩洋也不大清楚。
他只需要一个结果：战争期间，工业生产绝对不能受其他因素影响，军队的供应必须得到保证。
显然，杜小蕾的答复没有让他失望。
根据战后公布的资料，在二零五二年底，中国的经济体系就已经进入战争轨道，中国政府在其中发挥了至关重要的作用。别的不说，杜小蕾在十二月中旬推出的担保措施，就让数十万中小企业的生存得到了保证，而这些中小企业、特别是从事制造业的中小企业，是中国工业体系中不可或缺的部分，甚至是军工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比如在大战期间，一家转移到江西的浙江电子企业，所生产的惯性导航仪的几个关键零部件，占到了战争期间总产量的百分之六十。这家企业在战争爆发的时候，只有一百多名员工，到战争结束时，已有三千多名员工。
从某种程度上讲，中国能够如此迅速的进入战争状态，牧浩洋的贡献最大。
要知道，早在二零三八年，也就是全球自然灾害结束时，牧浩洋就着手制订全国性的战争规划项目。虽然他的工作主要集中在军事领域，早期则集中在装备建设上，但是肯定得于工业打交道。根据周渝生、李明阳与马明涛等人回忆，牧浩洋在制订战争规划时，首先做的就是对工业进行摸底，然后以军事需求量划分等级，以确定各个行业的重要性，而他做的这些事，在战时就是动员标准。
当然，这并不是他一个人的功劳。
牧浩洋只负责制订总体规划，落实到细节上，以及具体实施，仍然是由杜小蕾领导的国务院各部门负责。
稳住了国内企业家后，牧浩洋还通过他的影响力，对周边国家采取了行动。
根据战后披露的资料，在十二月七日，牧浩洋以战争部长的身份，接见了巴基斯坦、朝鲜、越南、老挝、柬埔寨、缅甸、孟加拉国、尼泊尔、斯里兰卡、泰国、马来西亚、印度尼西亚与菲律宾的驻华武官，首次向这些盟国提出，应该在工业生产上与中国同步，而中国则提供全面安全保障。
此后，牧浩洋还单独会见了印度的军事代表，提出了同样的观点。
虽然要到二零五三年四月份，即杜小蕾在北京召开“同盟国政府首脑会议”时，中国政府才正式提出了经济整合方案，开始着手整合同盟国集团的经济力量，重新规划集团的工业生产能力，但是牧浩洋在此之前的举动，等于提前给盟国打了招呼，为杜小蕾在政府首脑会议上的成功打下了基础。
当时，最值得重视的，正是集团中实力仅次于中国的印度。
虽然在第二次印度洋战争结束之后，印度一下子跌落为全球最贫穷的国家之一，而且随后几年中，欧盟也没有像承诺的那样，帮助印度进行战后重建，反而利用重建，从印度获取了大量利益，但是凭借巨大的人口规模、相对广袤的国土与丰富的自然资源，印度依然具有不可小觑的实力。
七年间，印度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
别的不说，到大战爆发时，印度的义务教育普及率已经达到百分之九十五，而在第二次印度洋战争爆发前，仅有百分之六十。此外，印度每万人享有的医疗设施也由原来的不到一座增加到了三点五座。根据印度在二零五零年做的全国人口普查，人均寿命已经提高到五十八岁，恢复到第二次印度洋战争前的水准。在生活环境上，印度的人均居住面积由二点三平方米提高到了四点七平方米，人均日摄入卡路里由一千八百大卡提高到二千七百大卡，基本上摆脱了贫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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