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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协商世界大战后的国际格局,各国外长再次相聚北京,参加中国和美国、英国、德国、法国主导的“北京和会”。北京城张灯结彩,呈现一派节日景象。旧紫禁城一部分,作为中央公园向公众开放了,在无数面旗子下面,川流不息的人群,在小道上走着,有的大人在售货摊那里停下来给孩子购买纪念品或玩具,有的一家人到餐馆里去吃饭,那儿有大小乐队在演奏各种中外音乐。
空地上还出现了许多用竹竿和席子搭成的临时售货棚,那儿出售古玩,照片,铜制器皿,木雕制品,金鱼,松花蛋,鸟笼以及其它有用的物品和装饰品。一些流动的杂技团在围场上演出,人们只要花很少的钱就可进去观看。先农坛和天坛的地面上也挤满了节日的游客,在各戏院都有专场演出。整个城市连续一周都呈现着节日景象。
街上熙熙攘攘。市面上有大量的肥鸭、猪、鸡、鱼以及许多烘烤的食品和糖果,有的用二轮马车、人力车等各种车辆运送,有的提在手上,大家都在喋喋不休地谈论着,脸上呈现出展望未来的愉快笑容。
相比较因为战争没落的欧洲,北京城繁华的景象让各国外交总长记忆深刻。曾经,欧洲各国以为战争是短暂的、辉煌的,不费吹灰之力就能取得胜利;可士兵们伤亡惨重却无力将血染的战场向前推进几米;幻想终究还是破灭了,冷漠、愤世嫉俗、厌恶等情绪充斥着欧洲大陆。欧洲相比朝气蓬勃的中国,显得十分没落。
宋骁飞总统和外交总长梁士诒商定,分三批接见这些外交公使。协约国的使节为一批,中立国的使节为一批,同盟国的使节为一批。当总统与各国公使随便交谈时,总统夫人席幕嫣和容蓉在毗连的一间客厅里接待各位使节的夫人,非常自然地同她们交谈了诸如家里有几口人、挑选衣料等妇女关心的事情。
刚开始谈的是战俘交换问题。在欧洲战争开始后的第一个冬天,德国就收到了关于德国和奥地利俘虏在西伯利亚遭难的报告。他们在夏天和初秋被俘虏后不久被运送到那里,身上穿的还是夏季军服。他们象牲口一样地被赶进一些连普通应有的设备都没有的营房。在那里受着西伯利亚冬天的严寒的折磨;为了防寒,这些营房都是密封的,因此各种疾病很快蔓延开来。在战争后期。法国和俄国俘虏的处境也很悲惨,因为德国由于运输被英国皇家舰队封锁,粮食短缺,俘虏的口粮就一减再减。现在俄国灭亡了。各国就战俘问题很快就达成了一致。在中国和美国的斡旋下,很快同盟国和协约国就达成了一致意见。
那段时间,外交总长梁士诒担任中国外交代表团团长,“忧劳所以致疾”,高烧不退。宋骁飞去探望他,看到他人都瘦了一圈。梁士诒见到宋骁飞,感激得挣扎爬起。宋骁飞走到他的床头,劝他好好休息。
梁士诒面带愧疚地说:“如今正是外交多事之秋。我的身体却不争气,不能为国效力。实在惭愧。”
宋骁飞说:“梁总长,你日夜操劳,受累了。外交部那边,可有合适的人推荐,来代替你参加这次北京和会?”
梁士诒便推荐了三十九岁的外交次长陆徵祥和三十二岁的外交次长曹汝霖。
“他们两个,能力真的行吗?”宋骁飞一听,虽然有点吃惊,但没有否定梁士诒的提议,问道。他之所以这么问,是因为宋骁飞深深懂得“外交是不能靠所谓的爱国情绪的,外交能力代表一个政府的智商高度”。他穿越前看过一本《历史真相》的书,陆徵祥和曹汝霖这两位历史教科书上巴黎和会上的“铁杆汉奸”,大抵是被冤枉的。
历史上的陆徵祥,对中华民国现代外交体制的建设贡献卓著。国会通过的“外交部官则”,即出自陆徵祥手笔。外交部内设“一处一室一厅四司”:秘书处、参事室、总务厅、外政司、通商司、交际司、庶政司,部长下新设一次长,四秘书,分管英、日、法、德相关业务,参事则负责法规与条约之研究草拟。陆徵祥主掌外交其间,竟然敢禁止大总统向外交部“疏通”人事,坚持选拔“不闹笑话之外交官”,凡无外语外事专业者不予授职,袁世凯之侄儿也因此离任,顾维钧则自美国哥伦比亚大学毕业返国即被延揽入部。至于外馆,陆徵祥废止了清代由大使统筹包办使馆人事与财政权的旧规,外馆预算改由中央每年核拨决算,外馆正式人员皆须经中央政府考核任命。总而言之,民国初立,中央各部专业化程度甚低,唯有外交部一枝独秀,培养了不少杰出的外交官,为中国这一“弱国”争取到较多利权。即便是在巴黎和会上,史实原貌也和百年来的刻板印象差距很大,中国外交取得了重大胜利,弄得日本外交部灰头土脸,钳制日本在东亚扩张,为三年后收回山东主权打下了坚实基础。
而曹汝霖,早年是晚清民国的高级官员,曾鼓吹君主立宪,反对孙大炮的“革命”,所以背上了历史污名。其实他非常热衷于慈善活动。每年冬天,曹家都向拉洋车的车夫施舍100套棉衣。施舍的方式也比较特别,每次由家里当差的抱着几套棉衣出门,看见街上有衣不蔽体的车夫,便雇他的车,拉到僻静的小胡同,叫车停下来,施舍给车夫一套,然后再去物色下一个对象,不伤害他们的尊严。由曹汝霖发起,共有20多人出资,在阜城门内白塔寺沟沿建了一所医院。取名中央医院,属于慈善性质,用这20万元支撑医院的开支。穷人来看病,一概不收医疗费。曹汝霖一直担任中央医院的院长、名誉院长等职,经费方面都由他筹措,冬季用煤也由他任董事长的井陉正丰煤矿公司供给,但曹汝霖不从医院拿任何薪水。最为难得的是曹汝霖不在日伪政权任职。在日寇袭津,曹汝霖出面给日军打电话说:“新车站住的都是难民,不是军人。并无敌对行动,为何要开枪射击这些无辜的老百姓?”日寇这才停止扫射,他的儿子在河北公园设收容所、粥厂。将难民陆续送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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