姜还是老的辣，这句老话，在这种新旧之交的时代里，未必正确。
只不过徐涛这种老头儿，属于是大顺商人中的特殊人群。
对走私、走私转正为合法、贸易、国家力量行政干预贸易之类的事，经历的太多，太容易理解这其中的道道。
大顺的对日贸易的海商，算是大顺商人中很特殊的一个群体，尤其是刘钰之前就搞对日贸易的海商。
他们经历过明末战乱结束、经济恢复，国家缺货币的时候，拿着朝廷的固定价去日本买铜。当过朝廷的买办——这也是没办法的事，中国经济总量太大，是真的缺货币。而大顺的这些大臣，虽然不懂经济学，但也不至于混到跟朝鲜似的，要搞全面取消货币政策，只能去日本买铜回来铸币，以应对战乱恢复后的本国经济。
经历过日本贸易黄金时代最后余晖，掌控着铜的定价权，拿着比日本的开采熔炼价还低的铜块，因为日本商人可以用生丝来补这部分赔的差价——类似于历史上英国东印度公司让清朝十三行买办用赔本价卖呢绒，从茶叶上找。
经历过一夜之间日本收紧了金银贵金属出口的政策影响，不只是徐涛的大儿子走私被日本海防炮台打死这么简单，更有朝廷定死了铜价，以至于许多为朝廷办铜的官方买办在日本拿回铜定价权后倾家荡产的惨事——朝廷按照当年日本没有贸易信牌时候的铜价定的，而朝廷官僚向来反应迟钝，不会因为铜价上涨就说多给这些买办点钱。
最终经历了刘钰一手把“走私”变成“合法”贸易的过程。
他们对垄断、走私、行政干预、关税的理解，是和其余商人不同的。
因为说的好听点，他们是海商。难听点，就是走私贩子、海盗、上岸之后才是商人。
和那些坐在家里收钱的茶叶贩子，真不一样。
所以徐亨说，荷兰的那个J.J.VOUT&SONS组织可以卖走私品、路子野、效率高的时候，徐涛对此并不认为是长久之计。
因为他经历过类似的事。
当年日本那边也有专门的走私集团，但很快，那些走私集团垄断了出货渠道后，就会携路径以要价，压低了他们走私品的价格。
市场渠道垄断，依旧也是一种垄断。
这一点，徐涛虽然不懂专业的词汇，但他早年在日本贸易的经历，让他对此看的很透彻。
所以他认定，自己都能看明白的事，刘钰不可能看不到。
以他这些年对刘钰贸易风格的了解，知道刘钰是绝对不喜欢被人捏住卵蛋的，不管是供货还是销售，都是如此。
是以，早晚要打的。
经历过这么多，也使得徐家早早抱住了刘钰。
徐涛算是商人阶层中阶级意识觉醒比较早的那批人，理论上，所谓的资产阶级的阶级意识觉醒，指的是：作为统治阶级，制定符合资产阶级利益的法律，把权力和钱绑定，权力不能世袭、但金钱可以世袭，法律要保护商人的资产，允许最大程度的资本的自由。
但，大顺自有国情在此。商人阶层中的聪明人，像徐涛这样的，心里是有点逼数的，看看松江府驻扎的两万野战精锐，这明显不现实。
所以大顺特色的商人阶层的阶级意识觉醒，到此时，只能到徐涛这种程度：海外贸易的规模和周转资金越大，自己的地位才能越稳固。
是爹味很浓的那种觉醒：士大夫是亲儿子，自己像是捡来的，自己这个捡来的儿子，得好好干，证明自己对家很重要，爹才能认可、疼爱、夸两句。当然爹要是全国人民，这就是公仆了；关键现在爹是皇权，是朝廷。
对外扩张的高额开支，不是现在残废的大顺中央财政体系能支付的起的，只有依靠股份制将众人的资本聚拢起来，才能支付下南洋、拓商贸的开支。否则，一年几千万两的开支周转能把皇帝的白头发都愁出来。
而一旦依靠股份制将民间资本聚拢，朝廷就不得不出台一些政策，保护这些商人的一部分权利。
包括这一次皇帝南巡，要修淮河，从盐商那里要了钱，但却允许松江府商人“滚”去南洋，错开皇帝幸南洋的时间，这就是一种态度。
这也就是徐涛对儿子说的所谓“与国公的路线，一荣俱荣、一损俱损”。
当然，这里面也有刘钰当年对日走私的一部分“功劳”。
徐涛有些话，“为尊者讳”，并没有全和儿子说。
他心里想着，真要是口岸通商贸易，会变成什么样，那可真是有现成的样板。
当年国公对日走私的时候，我们对战马、兵器、盔甲、兵书、地图、骑射武人之类的东西，碰都不敢碰。
谁碰谁死。
别的事当年海关都是收了钱就睁一只眼闭一只眼，这个事是真的不行，要不然日本那边也不会开那么高的价码了。不但这边弄不到，连比大顺这边之前的海关更腐败无能的朝鲜那边，都没人敢碰。
国公一出马，有着官方身份，各路关系，战马地图骑射武人兵书图册，啥都敢运，谁人敢问？
所以是国公本事大，因而才能从江户那拿到将近四分之三的贸易信牌吗？要是自己也能运战马、兵器、兵书，而不被海关抓着杀头抄家，自己就拿不到长崎奉行的四分之三贸易信牌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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