震惊，亦或已经习以为常，都是社会意识。
而社会意识，依托于物质存在。
所以，这种震惊，道理很简单。
因为物质存在方面，很简单的道理：
其一：华北的生态已经崩了。
其二：开垦了两三千年的土地以及土地私有制的全面普及早已经没有了村社公地。这里的公地指的是村社集体所有的林地、草地等，过早地完成了土地的排他性产权、或者说过早地完成了“圈地运动”的产权归私问题，使得华北的自耕农只能接受秸秆作为燃料。
英国的圈地运动，解决的就是比如这片小山坡、或者这片小草地，到底是你的、还是我的、亦或者是公地体系下的大家都可以来砍柴放牛的矛盾。
这种“做饭烧什么”折射出的社会物质基础，甚至于，并非是华北一地的特色。
历史上，华东苏北的棉种改良问题，也出现了类似的情况：因为租佃制度和奇葩的分成制，使得佃户更愿意种植秸秆多的本地棉，因为苏南地区缺乏燃料，而这些本地棉的秸秆，还是能卖几个钱的，并且苏北棉田的奇葩分成制秸秆归农。
物质决定意识，物质基础就是这样，那么自然就会生出了面对着用原木劈柴生活做饭而震惊的心态。
当然这种物质条件，也并非全都是坏事。
辩证地去看，这是大顺朝廷能够支持开发京西煤矿、徐州煤矿的一个原因，并且成为和井盐等配套进行了蒸汽机升级的契机。
同时，也让这些移民在第一次耕种收获之前，就能感觉到这里的物产丰饶。最起码，实现了做饭烧柴的自由。
这是个很了不起的成就，历史上，鲁西地区直到20世纪50年代，还有很多家庭经常断炊——并不只是没米下锅，甚至真的就是连点能冒烟烧火的东西都没有，有些村子因为盐碱化，已经人均到了一二亩地的地步，靠那点高粱杆是真扛不住。
此时，物质层面的变化，带来了意识上的冲突。
而这种冲突，除了单纯的物质基础之外，也包括一定的政策上的主观能动性，主动制造的社会意识层面的“移风易俗”。
从大顺鲸海移民开始，刘钰就在移民村社的政策上，有意识地培养“公地”意识、村社小共同体意识。
简单来说，就是除了耕地、私地之外，还有公地、需要每隔几年重分的草场等。
一来是为了培养社会意识。分清楚什么是“我的”，什么是“我们的”，什么是“国家的”。全都是“我的”、“你的”，那么也就很难有“我们的”这种意识；而连“我们的”这种意识都无法建立，也就很难理解什么叫“国家的”。
二来是为了重建基层组织力——组织力，需要权力的支撑。
权力，意味着要有经济分配权，否则谁吊你？而经济分配权，就是故意制造出来的草场地的每隔几年的重新划分、公地的集体使用、公地资源的不得归私等。
以这里的物质条件，诸如草场地、烧柴林地、集体林地等东西，理论上其实是没必要存在的。
和大顺本土那种，物质条件不允许，根本无法存在的情况又有所不同。
是以，这边还是强制增加了一些政策规则，靠政策的主管能动性，强行在物质丰富到有的是草地的地方，强行划分出村社的公地和草场重新分配等权限。
用于培养集体的社会意识、去掉千年私有制入脑导致的“要么是我的、要么是你的”这种认知，让他们明白除了“我的”、“你的”之外，还有种东西叫“大家的”。
草场地迟早会分配不公，迟早会出现亲疏远近，到时候怎么办，那就需要村社的人在斗争中成长——理论上，让媳妇在村长门口，跳着脚骂做泼妇状，那也是一种斗争。
不过这种斗争，就是将来的事了。于现在，新来的移民，并不会想这么多，而是琢磨着怎么尽快把自己的家园搭建起来。
即便是当初闹着要上吊、要抬棺材、最终被儿子们绑在车上推到船上的王成，在经历了物资、最起码燃料物资的极大丰富之后，也是收起了那些怨气，晃悠着和私塾先生一起来到了他们家族将要定居的村落。
说是村落，现在其实啥也没有，只有一处用木头和石头标记出来的中心点。
男丁们要在冬季，完成简单的窝棚搭建，争取明天春播之前，有个住的地方。
王成这回终于相信了，这里的土地的确是多。
或者说，终于相信了，在四季分明、雨水充沛、且气候比较适应的温带地区，真的有这么大片的土地无人开垦。
看着儿子们和其余男丁一起在那砍树、挖坑，他很快就做出了一个勤恳的自耕农理所当然的举动，要去帮忙。不过很快，就被年轻人给劝回来了。
说是劝也好、说是骂也好，都差不多，大致就是不要来添乱。
比如抬木头，这需要一个双数的人。而且要求配对的人，体力要差不多，否则的话，那就不是帮忙而是添乱，更有甚至甚至可能出事故。
私塾先生倒不至于手不能提、肩不能扛，但他也是按照这里的规矩，并未参与这场建设新家园的劳动。毕竟这个村落和他没有关系，垦出来的地，也和他没有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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